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曾被形容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不少1949年后从内地南来的作家都抱持过客心态，视香港为暂居地，很少提及香港，即使提及也以负面的批评居多。70年代是香港经济起飞的年代，也是粤语流行曲兴起、青年一辈社会意识提高、普罗市民亦逐渐改变“过客”心态，逐渐产生本土意识的年代。西西的《我城》就是这个时间写下的。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西西：“香港是一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顾不上理想。如西西这样，沉溺在醒着的梦里，无功无用，实在是这世界分出的一点心、走开的一点神。所以，西西其实是替香港做梦，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西西，她是香港的说梦人。”即使隔着三十年的时光，此书看起来也并不显得古旧，可以作为时代标识的东西在叙述中都呈现出一种隐约的状态，而不是直接跳出来发声。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致力于在时间空间的坐标轴上为自己定点，而《我城》则像是一条轻逸的曲线，蜿蜒着、迤逦着，无始无终，因此具有一种鲜明的体积感，或者说存在感。这简直没什么道理，但是独树一帜。与此相对应地，作者采取了一种童稚的笔法，似乎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童话。所以当看到整座城市被包装纸包裹，人被肥皂泡沫裹挟升空，也没有感到如何诧异。这不是魔幻主义的那种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更接近于比喻，一种经过审美加工后呈现出的事实，这么一来，又更像是寓言了。

　　可以作为类比的文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作者写了那么多城市，其实无非是自己心中那座城的一千种面貌。而《我城》的母本虽然是香港，却几乎可以当作任何城市的代言。年轻人毕业了，走上社会了，做着普通的工作，或者为实践心愿去海上环游地球……这本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经验，也是阿果、阿髪、麦快乐、阿游等人的生活。他们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市民，也可以是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当然区别也还是有的，比如只有“城籍”没有“国籍”的人，可以理解为香港人的身份焦虑；一堆量字的尺争相判定一堆字纸是这主义那主义，字纸却自己认定自己是“胡说”，未尝不是对“文化沙漠”的一种含蓄而温和的影射，在这些部分，分明看得出作者是香港人。这样，叙述者和文本的主人公就形成了一组镜像，同时淡入淡出。

　　在西西的笔下，城里的人是快乐的。“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阿果做的是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梯，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见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我的城”是处处可爱的，小说用语言重重叠叠地表达着兴奋之情：“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我高兴！如果早上起来看见天气晴朗，牛在吃草你在喝牛奶，大家一起坐着念一首诗，我高兴……”书中人物最后喊出：“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这应和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工业化城市化滋生的“自我”意识。反之，你越来越觉得城市是“我”的，无论你讨厌或者喜好这个地方，这个“我”恰恰是城市主体的感觉。

     《我城》即以这一年代为背景，描绘了中学毕业生阿果眼中的70年代香港，阿髪、悠悠、阿傻、麦快乐等草根百姓逛街、郊游、搬家、求职、讨生活的香港，西西以其“顽童体”的观察带人游走各地，刻画一代香港人的真实状态，记录当时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其中寄托着青年的开放、进取和各种成长之潜力充满可能性。

       简体版《我城》封面上，这座城市长出了两只脚，它却不走，是为了给飞鸟提供遮荫、提供一个隐秘的飞翔之地。
　　 　　
　　离开和留下，向来是香港人的重大问题，纠缠于文学艺术、更纠缠于上几代人的心。但对于《我城》里那个明朗纯净的西西，对于读《我城》长大的香港最年轻一辈，似乎都不成问题。香港，是经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命名为“我城”的，而他们的后后一代的年轻行动者，以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确证了这一命名，现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名字，而是一种信念，由新的阿果和麦快乐演绎着，甚至感染了内地和台湾的年轻人。念兹在兹，如果可以这么理解，把一个过客之城接受为我城，那是对自己存在的确证。
　　
　　但《我城》起初的确是一本小说，现在也是一本小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品，正是以其形式确证其信念的。现在这本小说被简体字印刷出来，简体的西西更显天真舒爽，也更配她那些克利式的简笔画，甚至更配书中那个简朴的七十年代。
　　
　　西西也有纷呈的语言游乐，其想象在弹指间纵横，略加细渗的魔幻现实主义，时而又诗般任性和浓稠，她的叙事线随意漫游，散点开花，处处有惊喜———但这一切奇思妙想，始于一种素人画家卢梭的单纯、止于哲人画家克利的神秘，然后豁然开朗。
　　
　　这是有爱者阿果、阿髮、悠悠等的单纯，静寂的七十年代被带出，这是香港的天真一面，不只是西西和阿果褒有，就算是那个时代的平凡年轻人，如和阿果一起应聘电话公司工作的人也有，他们天真地解构死板的问题，仿佛世界之纠结会迎刃而解。七十年代的成年人班主任(也许是阿瑜一代)对学生阿髮说的，其实也是西西一代对现在香港70后、80后说的：“你们不必灰心难过；你们既然来了，看见了，知道了，而且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于是我们再次相信，再次以理想为矛，更多了叛逆和反思为盾，来尝试创造一个未知美丽与否、但可以淋漓呼吸的新世界。
　　
　　阿髮的愿望又小又大：到世界各地旅行和创造美丽新世界。她如今也有四十多五十岁了吧，她们一代往往都做到第一点了，但很多人只做到第一点就停下来了，我们一代能做到第二点吗？两代中，仍惦记着这第二点的，还有多少人？我现在在远离香港游历中的另一个岛屿上重读《我城》，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读到阿髮的理想，更是黯然伤怀———30年了，香港似乎仍被迫彷徨如许。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能选择的是用脚投票，用身体的碰撞，去书写一个更艰难的我城。
　　
　　西西这本书是写给同样有童心的人看的，但潜藏悲悯，比如她突然说：“曾经有一次，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说，中国功夫啊。人丛中即传来一声：中国痛苦啊。”历史的残酷在那朴素的乌托邦里稍稍探头，那是残酷未消的另一个七十年代，寂静的火车里运载着尸体和棺材，离岛月光下美丽的菠萝田令西西想起的是67暴动时期的土制炸弹——— 那“菠萝”吃了小孩子。还有两队人捉迷藏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隐喻，喝过酒的人都醉了，醉了之后一个也没有醒来。还有难民问题，巴比龙是一只不会飞的蝴蝶，在阿游的叙述中，和尚能飞翔的香港人形成无情的对比。如此等等，天真之重，几乎难以承受。
　　
　　阿果和麦快乐却意外地承受了。这两个长头发的香港“嬉皮”，是很健康的嬉皮，也是极喜欢和人微笑的人，阿果被问问题的时候，总也想反问一些有趣顽皮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现在香港也是更少了。那时代人的理想很朴素，做一个电话技工、铁路技工，都是幸福的，“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现在是多么困难——— 其原因在即使表面很像童话的《我城》也早露端倪：如第九章，结尾火车一段，触及我城开始不断拆除变容的现实，呼应该章开头房地产投机者的升值欲，夹在中间的是对朴素的生活的描写，教人伤感。现在西西的小读者，就是要站出来保护中间这朴素而珍贵的生活。和第十章的舞剑者不同，包裹的城市与舞剑者的寓言中那想要割破城市包裹的舞剑者最后只能睡着，现在我们是不能睡着了，因为枕榻旁边，乃是无厌的饕餮商业怪兽，要把一切无价者变成买卖之分毫。
　　
　　我们感激西西的提醒，我城不只是香港，是一切我们仍珍惜及想要驻足之地。比如我高兴地发现，西西写的离岛就是大屿山岛，涌镇就是我居住的东涌，而东涌的美丽行山径，也许是当年的犯人修筑出来的……一代人就这样重新认识自己之所处、重新认识自己。
　　
　　曾经，“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但你祈祷“天佑我城”——— 那是一个香港人还要唱《天佑女皇》的时代。现在电视新闻播放前奏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你仍然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口号里喊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但你知道我城之所以能成为我城，靠的仍是我等小民。
　　
　　《我城》有一个Happy Ending，因为阿果是一个电话技术员，他能接通未来的电话，问一句：世界会更好吗？而我们在长达三十年的电话线另一端，学习了天真之重，也学习了卡尔维诺所言的俊逸与轻盈的力量，因此仍然能回一句：“很好，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