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呐喊》，陈映真如是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陈映真

      在陈映真被投入监狱的日子里，父亲第一次前去探望他的时候，曾经给他留下这样一番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 啊，你是我的孩子。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世……”

　　陈映真满含热泪地听完父亲的嘱咐。他不是父亲那样虔诚的基督徒，他更愿意把“上帝”诠释为真理和爱。真理，爱，再加上中国人的意识，这正是陈映真所矻矻以求的!陈映真是祖国忠诚的儿子，赤子之心与日月同光。

　　师承鲁迅的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迄今已经创作出数十篇(部)小说，还有大量的杂文和随笔。他继承了五四文化的传统，以理性的、批判的笔触，为台湾乡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当政治“台独”和“文化台独”甚嚣尘上之时，他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并团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共同战斗。陈映真在《一本小书的沧桑》中说:“我总不能把文学仅仅当做流行时潮的游戏，总是把文字看成对生命和灵魂的思索和呐喊。”

　　——他更像是一位手执匕首和投枪的战士!

　　面对病态的台湾

　　1937年11月6日，在台湾竹南中港的陈家，降生了一对双胞胎，取名映真和映善。不到两岁时，映善过继给了三伯父，改名永善;接着生父全家又从竹南搬往桃园，两兄弟不得不分开了，他们依依不舍。映真对映善说，你要是想我，就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就来了——这对双胞胎长得很像。

　　1944年，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即将走到尽头，盟军的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为躲避轰炸，生父和养父两家都疏散到台北县的莺歌镇。映真和永善终于又相见了，他们一同欢欢喜喜地入了莺歌国小。一次，永善去生父家约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碰见了映真，他一脸苍白地蹲在人家的廊下，直喊“肚子疼”。永善把小哥送回家，便一个人去上学。此后，映真再也没能回到学校。永善每次到生父家探望小哥，都看见他痛苦不已地躺在床上。后来他便住进了台北的医院。几天后，生父捧着白色的骨灰盒，走出了车站……

　　那年他俩九岁。小哥的夭折使永善异常悲伤，他终日流泪哭泣。这是他初尝死别，他无限寂寞。他觉得失去了一个对等的自我，他觉得小哥的生命已经融入自己的身体。多年以后，当陈永善第一次发表作品时，署的笔名是陈映真。

　　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

　　陈映真回答:“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半年以后，莺歌镇突然响起了锣鼓，舞狮队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旁边舞过去。陈映真听见人们奔走相告:“日本崽打输了!台湾光复了!”他还看见五六个台湾籍日本兵，穿着破旧的日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踏着疲惫的步伐，渐行渐远。

　　光复之后，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一时的喜悦很快便被恐怖气氛所替代。1947年春天，二二八事件发生，国军21师横扫台北，制造了一场血雨腥风。在莺歌镇的小火车站上，年仅十岁的陈映真看见一位外省客商被当地人打倒在地，衣服和鞋子上浸着血渍。

　　1950年春天，陈映真上小学六年级。他从《中央日报》上得知，在朝鲜，中国人又和美国人打起来了。而在台湾，白色恐怖也愈益浓重。给他代过课的吴老师半夜里被人用吉普车带走了，留下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土屋中悲泣。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也分别在莺歌镇和台南糖厂被捕。若干年后，陈映真在《鞭子与提灯》中曾经深情地回忆起这对兄妹。

　　陈映真的初中是在台北上的。越接近蒋氏父子的统治中心，他越强烈地感觉到残酷和肃杀的存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检票口，他每每能看到执枪的宪兵在柱子上张贴告示，上面写的无非是“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之类令人心惊的文字。

　　其间，有些事对陈映真来说至关重要。大约是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在生父的书房里翻出了一本鲁迅的《呐喊》，他读了，但似懂非懂。到了初三，他重读这本书。从那以后，《呐喊》便成了陈映真的另一种教科书。　　

      1954年，陈映真考入成功中学高中部，这时他开始较多地接触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冈察洛夫等人的作品。从他早期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契诃夫等人的影响。

　　1957年5月，就在陈映真即将高中毕业时，爆发了反美、攻打美国大使馆的“刘自然事件”。陈映真不顾警察总局的戒令，不听学校的劝阻，和同学陈中统一道，写了一张大标语，然后翻墙出去，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拿着标语，急急赶往美国大使馆……之后，陈映真受到刑警总队的传讯，总队长还一再查问谁是背后指使者。

　　这一时期，因为养父去世，家境每况愈下。尽管如此，陈映真依然情绪饱满，他陷入了另一种“狂热的饥饿”:他读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读了日译本的《红星照耀中国》，读了马列选集第一册和《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甚至读了毛泽东写的小册子。

　　与此同时，陈映真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

　　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

　　著名台湾文学研究专家赵遐秋指出:“陈映真的许多小说，写在一个时代风云变幻急速、社会生活动荡激烈的台湾，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让他独领风骚，成为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小说所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和否定，使他成为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那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的先觉者、先驱者。”

　　高中毕业后，陈映真带着一笔昂贵的学费，进入淡水英专。大二时，成功中学的校友、《笔汇》主编尉天骢托人向陈映真约稿。在1959年9月《笔汇》第5期上，发表了陈映真的处女作《面摊》。从那时起，到1961年，陈映真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死者》、《故乡》、《祖父与伞》、《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等作品。破败的市镇，贫困的家境，少年的迷惘和失落，加上乡愁和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基本格调: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

　　在以许南村为笔名发表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这样剖析自己:“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宜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另一方面，在反共的恐怖的天罗地网中，陈映真的思想日益激进，由此也带来他内心的激忿、焦虑和孤独。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就根源于此。

　　从陈映真最初的创作，便能看出中国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鲁迅对他的影响。

　　1962年，陈映真按规定去军中服役，1963年退役后，入台北强恕中学执教英文。翌年又辞去教职，进入一家跨国公司——美国辉瑞药厂工作。在军队、学校和外企的经历，使陈映真对台湾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文学风格也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到1966年前后尤其明显。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本人也谈到这种转变:“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

　　1964年1月，陈映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将军族》。

 《将军族》描述了两位大陆两岸且年龄差距二十多岁的两个小人物的感情故事，这段感情是属于两个没有家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对一个"家"的渴望. "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他们互相这么称呼着，一样的没有名字，只有外号，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三角脸"是一名退伍军人,来自大陆,到台湾的时候家里已有妻子女儿,而来到台湾之后,一直孤独地呆在"康乐队"里吹吹小喇叭.年轻的女队员们和年轻的乐师走的近,他已是在他们的圈子之外,除了编扯一些"马贼,内战,私刑的故事"的时候,没有女队员理会他."小瘦丫头"是台湾本地花莲人,被家里卖掉了,价值两万五."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地被卖掉了"即使是像她坚持的那样"卖笑不卖身"所以逃跑了,也最终自己回到家里重新被卖一遍."田不卖,已经活不好了,田卖了,更活不好了.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穷苦的人们可以逃到哪里?无处可逃."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不能归不想归.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把这两人绑在了一起.同样的可怜的人,却有着同样美好善良的心灵,"小瘦丫头儿"即使是在恨着家里人的同时,为了不让自己的妹妹遭受被卖的命运,决断的回到家里."三角脸"为了让"小瘦丫头儿"脱离苦海,狠心"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的离队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