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柳     明 杨维桢

　　步出白门柳，闻歌金缕衣。

　　事生不事死，曩誓今已遗。

　　空负地下心，百年以为期。

      晚明史历来为文人墨客所津津乐道，那一段渲染着凄美异彩的年代，始终是文学与历史的最佳交汇点，也是文化想象的不竭源泉。自明亡后，与明清易代家国遗恨相关的宏大叙事便不断涌现，“稗史”式的叙事如《桃花扇》、《影梅庵》和《半野堂》的传奇早已成为中国文化想象的一部分，近世来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姚雪垠的《李自成》，亦构成对那一时代的重要表述。翻开所有关于晚明世相的扉页，从孔尚任的，到陈寅恪的，对于晚明士大夫命运的关切似乎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那些至今飘荡于江南空气里的江南才子、佳人的遗响，更是会常常牵动着我们的情怀。

      作为历史小说，《白门柳》在选材上避开了当代历史小说中通常以农民起义、帝王将相等题材为线索，书中既写到农民起义，又写到帝王将相，而其主要线索却是现代文学中较少关注到的知识分子。名士与名妓的爱情生活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小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演绎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的层面，而是代表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因此，按文艺评论家的评论，这部书在塑造一批人物形象的同时，形成了一个大的性格体系，反映出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特征。

      读《白门柳》，很难不为作者伸缩自如的情节编排所动容，换言之，只要是稍具人文精神与历史情怀的读者，就极易不自觉地陷入作者有意安排的“陷阱”之中，扮演起小说中那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角色。在读三部曲第一部《夕阳芳草》之时，仿佛逆着时光的隧道倒退到崇祯末年，眼前满布着举国动乱、战祸的愁云惨雾，我化身而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辽阔绚丽、波诡云谲的明末历史舞台上，与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余孽及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政治投机分子之间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董小宛、柳如是，则为这阴云密布的场景抹上几许亮丽的色彩，冒董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令我时不时地唏嘘感叹。《秋露危城》是《白门柳》三部曲的第二部，随着急转直下的形势，我的情绪陷入到另一番境地——李自成率兵攻进北京，崇祯帝的自缢在江南投下了极大的阴影，局势迅速混乱起来。此时，我仿佛成了充满正义感与责任感的黄宗羲、陈贞慧、史可法，为着江南的半壁河山，为着光复大明的河山，与以马士英为首的政治势力进行着角逐、较量。政治场中严酷的正邪之战、社党内部惊心动魄的恩怨纷争令我有锥心之痛，而秦淮两岸的男女在乱世的感情纠葛，又是那般迷离交错。直至清军一举南下，弘光朝迅速崩溃，遂又唱起悲风四起的末世挽歌，晚明悲歌似将终结，却还不能划上句号。带着如此困惑，进入了三部曲第三部《鸡鸣风雨》之中。我的身心似乎被肢解为几股，分别被命运驱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会是毅然参加义军从事武装斗争的黄宗羲，一会又是携爱妾董小宛颠沛流离的冒襄，各自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最终又集结在抗清的旗帜之下。正义与邪恶、卑鄙与崇高、野心与情欲、征服与反抗、腐朽与新生交织相映，在凄风苦雨的晚明天空下，对于人性的种种似有更加充分和彻底的领悟。

      特别是在结构上，小说的创作者开始对“心态史”叙事方式的探索，被许多评论家认为，《白门柳》闯出了历史文学叙事的另一条道路，将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白门柳》所关注的在明末清初那样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下，以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诞生。正因为对思潮的关注，书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人物的心态，而故事的发展反而退居其次。作家还提出“情绪主导情节”的叙事方式，因此，将叙事的重心由“故事”改为“情绪”，并且，由人物的情绪来主导情节发展，这一点，也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

　　《白门柳》诞生之后，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即使到今天，小说的结构、人物、思想等，都经常令文艺界思考。因此，虽然获奖的小说有很多，但《白门柳》却是一部被时间证明的小说。

　　《白门柳》蕴满着“家国之思”，又处处飘逸着命定的文化诗魂，文词醇厚，义理丰富，固然是题中之义，但是对本真生活的意义与真理的探寻，对那充溢在民族精神生活深处的生命激情的抒发，对自由诗人世代追寻的生命文化理想的向往，更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情怀与文学智慧：他追求的是既“恢宏壮丽”又“精美雅致”的创作风貌，堆砌可以捋去，浮华可以掸掉，但明丽、典雅之气却始终满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即使是写军营，写战场，写霍霍刀剑声，这种审美的基调亦一样如在薄暮微明中推出的一片锦霞，时隐时现却连绵不断，发出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