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电影史话-南湖青少年

嘉兴人文

嘉兴电影史话

发布：2013/2/18 16:26:04　　点击：14079

    一、嘉兴早期的电影放映活动

    电影诞生后的第二年，就传到我国的大城市上海。沪杭铁路1909年全线通车。辛亥革命后，地处沪杭中心的秀水古城——嘉兴，成为商业繁荣的水陆码头。“西洋影戏”开始传入。据士人陆费(上洪下金)先生1981年写的回忆录《嘉兴里巷杂谈》中记载：“七十年前，我国初有电影，西洋影戏在嘉兴寄园内首先放映……”。这是嘉兴有电影的开始。当时的“寄园”有剧场、“老爷厅”茶室、花园假山，还有嘉兴市第一家开设的照相馆，偶尔还有动物展览。是一所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原址就是现在勤俭路上的人民剧院。

    1917年(民国六年)起，上海人不时携带电影放映机来嘉兴，在露天或租用场地放映中外影片。影片都很短，有些没有片名，在剧场放映一般都穿插在游艺、杂耍节目或文明戏、歌舞演出后放映，以招揽观众，不单独售票。映出内容大致有这几类：无聊的滑稽片；宣传封建道德的所谓警世片；以及神怪武侠片、古装戏曲片、风光片、时事片和一部分外国片。有时还有烟草公司为推销香烟拍摄的广告片等。

    1918年11月30日上海《申报》曾载文说：“在全国各地庆祝协约国胜利(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11月28日起嘉兴各机关团体、民众、学生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是日晚上在公共体育场(现戴梦得广场)放映影戏，有十几所学校学生与群众观看，嘉兴文武官员亦莅场。当晚有五千余人观看电影，至10时始散，可谓盛况一时。”

    又据浙江省立二中校史刊载：“1920年7月，韩国人金春宇、辛梦说以东洋宣讲团名义来校放映影片，并向学生发表朝鲜独立的演说，听者悯之。此后，该校为举行同乐会，多次放映了影戏；1931年为建校30周年纪念日，于12月2日晚放映电影《飞将军》，观众1700余人。”

    1922年，浙江各县遭受涝灾，各地相继紧急贩灾。11月间嘉兴举办了盛大的协赈艺会，筹款救灾，电光影戏作为游艺节目之一，先后放映了滑稽片《学胖子吹喇叭》、《爱色变瘌痢》、《为情决斗》、《大力士报应昭彰》等片。

    1927年国民革命军抵定浙江，凡百事业，都兴盛起来。沪人蒋伯英等在嘉兴鸣阳门内的国货陈列馆游艺部设立电影场，正式经营，放映影戏。先后放映了《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多集武侠片，票价中座大洋三角，边座二角，营业很好，热闹一时。《火烧红莲寺》共映18集，曾多次更换放映场地，分别在寄园、文明戏院和安乐桥天妃宫内放映。由于赚钱甚多，一些商界人士遂有建造电影院的设想。

    1929年，嘉兴的专业剧场“新兴大舞台”(原南湖电影院所在地，现为文华园宾馆)落成，开始时未请剧团而向上海的影片公司租片放映电影，与国货陈列馆游艺部分庭抗礼，相互竞争。直到1932年“银星大戏院”开业，方才停映，专演戏剧。

    二、早期关于电影的报道和议论

     1928年起、嘉兴城里的公共体育场、寄园游乐场、国货陈列馆游艺场等地不断有电影放映活动，看电影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人们对电影这一形式和各种现象不免要评头论足。是年，嘉兴创办的《爱克司光报》副刊版(叔雄、惟耳合编)上，就有一些关于电影方面的评议文章。在嘉兴市档案馆里还保存这些资料，这里特摘录几篇，以飨读者：

    其一是：《电影小志》(作者：学淇)论述了电影的作用和在中国的发展及对今后的期望。文章说：

    “电影，对国家艺术之智识，灌输文化之利器，亦为宣传教育之善法。类如法之巴黎，英之伦敦，为世界著名繁华都会也，吾人耳能闻之，口能言之，然相距万里，吾侪岂有乘风破浪、飞越重洋无谓之游览哉。有电影焉始可于叹尺之地、悠忽之间，俨如亲临其境，一览无余，若是者此非快事乎?须知电影于人生上，实业上，均占重要之地位，一国所出之片，足以表一国之人。民国七八年间，我国始有影片公司之设，又以人才缺乏，办理不甚完备，不一载，以致停办，是为国产影片萌芽之时代。及后明星、大中华、天一、民新诸公司相继创立，电影人才已不乏人，兼以办理妥善，摄、演得人，所出之片，大受国人欢迎，于是影片公司纷纷成立，不数年，影片公司之多，几驾于好来坞而上之，是为国产影片最盛之时代，亦为艺术实业发达之先声，此应为国人贺也。”

    “综上言之，我国近日之电影，固然发达，然除上海一隅外，他处影片公司，寥寥殆始晨星，是亦一缺憾也。关心电影者，当议法以救之。如此，始可与外片抗衡，而于国家艺术上，亦可谓是莫大荣誉，于国于民，应有颖焉。”

　   其二是：《电影狂》(作者：台生)批评了影剧院内秩序混乱和观众的无知。文章说：

     “似乎近来我们嘉兴人士，也驱入了电影狂。一到夜晚，银灯初上的时候，钗光鬓影，人影憧憧，影戏场里，足足拥挤了不少人，这不见得不是我们嘉兴的好现象。”

     “但，一方面很使我们失望的，当一脚跨进影戏院，除了酒气熏熏弥漫了全院子以外，嗡嗡的谈话声、叫卖声、孩子的啼哭声，已都使我们头脑涨痛。还有……还有当字幕映出了的时候，也许会有一片重大的嗡嗡声。是的，他们，也许是她们，正在应用我们中国唯一的读书法。”

    “嗡嗡……我们嘉兴人的人士!”

    “喔!我们嘉兴人士的电影狂!”

　其三是：《初六晚运动场观电影记)(作者：鹦鹉州边客)。文章报道了公共体育场看电影时，碰到电灯厂停电，电影无法按时放映，负责会场的体育会会员临时用表演节目来应付这突发事故，等电来后恢复放映的情况，并提出“闭幕时已十二时余矣，惟该场秩序太觉纷乱异常，怪叫时起，尚望该会会员竭力设法以整顿也可。”

     其四是：《记看影戏人的神气》(作者：黄某某)。文章描述了人们在看电影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各种动作，表情和神态。内容格调不高，就不予摘录了。

    四、日军侵占嘉兴，“银星”三易其名

     1937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开始。嘉兴地处沪杭铁路中心，面临前线，是一个战略要地。这年八月至十一月间敌机不断轰炸，市面混乱，群众纷纷准备逃难，银星大戏院的影片供应断绝，因而宣告停业。老板们急急忙忙变卖机器设备，各自逃离。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嘉兴沦陷。日军侵占嘉兴后，银星大戏院被日本池村株式会社控制，负责经营的日本经理叫竹久。把“银星”改名为“嘉兴大戏院”。1941年下半年又改称“东和剧场”，1943年至1945年8月再次改名为“中华大戏院”。

     沦陷期间，该院放映的影片，前期是上海“孤岛”时期拍摄的，如陈云裳、梅熹主演的《木兰从军》、《秦良玉》，李丽华主演的《千里送京娘》、《三笑》等一些古装故事片。《木兰从军》的放映曾引起群众的轰动与好评，其中的主题歌也风行一时。1942年以后的影片均是上海伪“中联”、“华影”出品，如与伪“满映”合拍由李香兰主演的《万世流芳》，有中日合拍的《春江遗恨》等一批宣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麻痹、奴化、软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当时每部正片放映前还加映《中华电影简报》、《中华时报》等新闻记录片。这些影片均是月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铁证，如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场面，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时那种耀武扬威的镜头，以及日军攻占香港、新加坡，焚烧香港油库的情景等。

     当时“银星”由于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当然还要为日本军人服务，所以每逢星期日放映日本映画(影片)，如《出世大阁记》、《总攻击》等。另外，剧场主人还不时请来了一些日本歌伎剧团来演出慰问驻军。那时朝鲜著名女舞蹈家崔承喜，也曾领衔前来该院表演朝鲜长鼓舞等节目。

    五、战后“银星”轶事两则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九月中旬由国民党驻上海的中宣部电影接管委员会派员会同嘉兴县政府查封“中华大戏院”(即原银星大戏院)，经清点查明后办理发还手续，由当时原股东朱葆如负责接收。翌年二月一日正式复业，并恢复了“银星大戏院”的院名。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嘉兴解放的三年半时间里，“银星”这块旧社会娱乐场所，曾在那里发生过许多可写的人和事，现先谈两则。

一则：

     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二个夏天，嘉兴籍的褚辅成(字慧僧)(1873—1948)与沈钧儒先生(1875—1963)，联袂回乡观光。当时嘉兴各界人士为二老召开了欢迎大会，会场就借座在银星大戏院。据参加大会的人反映：会上褚、沈二老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场面十分热烈动人。

     褚、沈二老同是嘉兴人，都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褚辅成老先生是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老同盟会会员，曾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创办人。沈钧儒老先生当时是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新中国建立后担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们二人长期在外为国事奔忙，1946年有幸回故里与嘉兴父老见面欢叙，并光临“银星”是值得纪念的。

二则：

     1947年“银星”上映了由桑弧、佐临合作编导，李丽华、石挥主演的故事片《虚凤假凰》。该片本以喜剧形式，揭露了旧社会尔虞我诈的社会现象，是一部较好的社会讽刺伦理片，因影片的主人公是理发师，竟触犯了当时的理发职工，引来了一场风波。为“抗议”该片的上映，嘉兴全市理发职工罢工一天，上映的第一天有百余理发职工集结在戏院门前，扬言要冲击影院，揪出经理，并要向法院控告，说是污蔑丑化了理发职工，后幸由当地治安机关出来调解，事态才告平息。结果戏院以义务放映一场电影作招待全体理发职工而了事。

    七、解放前夕嘉兴银幕上影响较大的影片

     抗战胜利后到嘉兴解放的三年半里(1946—1949．4)，银星大戏院曾放映了许多影片，其中不乏有较为进步的影片，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解放后也曾作为“五四”以来优秀影片重映，仍然得到群众的喜爱。

       例如，1947年上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出品，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苗主演)，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故事反映一个曲折动人的家庭悲剧，概括地描述了抗战时期和胜利前后时代生活的面貌，触动整个社会的阴暗面。影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

     另一部《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编导，白杨、陶金主演)，影片对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的腐败作了真实的揭露，剧中的主人公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其中的插曲《你这个坏东西》曾流行一时。此外还有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松花江上》(金山编导，张瑞芳主演)。表现妇女在抗战中觉醒和成长的《遥远的爱》(陈鲤庭编导，秦怡、赵丹主演)。

     根据高尔基舞台剧改编的《夜店》(柯灵改编，佐临导演，张伐、童芷苓、周璇、程之主演)。揭露战后社会黑暗的《鸡鸣早看天》(袁雪芬主演)。讽刺当时社会腐败的《艳阳天》(曹禺编导，石挥、李丽华、韩非主演)。以及具有高度思想艺术成就的《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上官云珠、蓝马主演)等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当时都得到群众的喜爱，观后发人深思，有所启迪，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在这期间大量的影片还是不很健康，有些对群众起到了麻痹、毒害的作用。较为典型的有宣扬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影片《天字第一号》(屠光启改编，欧阳莎菲主演)；还有一部《荡妇恨》，内容淫秽，情景猥亵，连当时嘉兴国民党当局也以“有伤风化”为由，勒令停映。

    1947年前后，还放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如美国好来坞彩色影片《出水芙蓉》，英国彩色神话片《月宫宝盒》等，都曾风靡一时。

    九、旧社会看戏、看电影，胆战又心惊!

     在市档案馆内，存放着一份解放前的公文，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十一日银星大戏院和寄园剧场联合请求国民党驻军司令部派队来维持公共场所秩序的报告。报告中说：“每逢星期日日场为免费招待军警场，恳请每日开映开演前派队莅场弹压……”云云。

     看了以上内容，人们会感到奇怪，不禁要问，剧场、影院在演映前为何要请军队来弹压呢?年轻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上了年纪的可能还记忆犹新。想当年，走进剧场、影院，买票入场的倒是没有座位或找不到好座位，占了好座位的却都是不买票的。地方上的一些军警，逢星期天日场要免费招待，但是看白戏、白电影的照样不减。当时一部分军警，一些伤兵老爷、流氓地痞，来到公共娱乐场所是从来不买票的，影剧场的检票人员要看眼色、看人头行事，否则一不小心就要吃耳光。

      那时的影剧场工作人员，工作之难是现在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有时碰到在场内发生纠纷，还会动刀动枪，刹时间茶杯座凳满场飞，鸣枪、断电突如其来。有时从场内打到场外，弄得群众躲闪不迭。今天这一派军警与那一批伤兵斗，明天这一批流氓与那一帮地痞打，这样的情境，不派军队来维持、来弹压，能行吗?当然不行!说来可笑，一个时期，影剧场前布告高挂，军警林立，戒备森严，普通老百姓来看电影要胆子大一点才敢进去呢!

    十、新安旅行团在嘉兴地区的电影活动

     1936年冬，日本侵略者逼近我华北大好河山，抗日烽火燃烧着当时的热河、绥远一带(今内蒙地区)，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以苏北淮阴地区的中小学生为主体的民间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受上海地下党的派遣，于11月间，沿着沪杭、浙赣两铁路线，作援绥抗日宣传。据当年上海出版的《新儿童报》和《儿童日报》记载：8日从上海出发第一站是松江，14日到嘉善，23日来嘉兴，12月7日乘小轮船去海盐欤城，24日到海宁的硖石镇，以后转杭州。

     他们用歌咏、演说、放映抗日电影等形式，对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广泛的进行抗日宣传。据该团老团员张牧同志的回忆，当时他们带着简陋的放映设备，以及一部分进步歌曲唱片，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渔光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放映的影片一部是记录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战争，我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战地写真》；一部是记述世界列强侵华历史的动画片《民族痛史》。

     这两部影片，都是上海地下党协助由“明星”影业公司提供的。因为内容是抗日反帝，所以每次放映都成为给群众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抗日宣传。放映电影之前，他们还向青年学生及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及抗日演说，教唱的主要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救中国》小调等，这些易学、易唱、易记的歌曲很快普及到街头巷尾、偏僻乡村。

     该团在城镇放映收费低微，门票学生每人收一分，市民五分。在农村一般不收费，来到放映场地后，只要喊一声抗日口号就可入场。当年嘉兴地区虽在沪、杭大城市之间，文化也算发达，但许多农村小集镇，群众还没有看到过电影，因此它的吸引力特别强，在海盐欤城一带农村放映时曾轰动一时。这样，电影就成了“新旅”最有威力、也是最主要的宣传工具了。该团在嘉兴地区农村、城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长达一个多月，有着广泛的影响，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当地的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好评。

     著名电影艺术家、导演蔡楚生称新安旅行团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农村电影流动放映队。确是这样，我们从画册书刊上看到“新旅”，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带了放映机，跑遍了抗日大后方，行程五万里，他们不仅是第一个将电影送到农村去的放映队，也是全国活动范围最广、观众最多的一支流动电影放映队。

    十一、嘉兴最早的教育电影巡回队

     登载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二十四《嘉兴商报》上题为《文庙民教馆放映教育影片》的一则新闻中说：“因鉴一般民众对于现代生活常识之缺乏，与电影感化之宏大，特向国际教育电影协会租到《美国檀香山风光》、《巴拿马运河》、《钢铁的制造》、《蚂蚁的生活》、《细胞生活史》等教育影片五部，定于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在本城鸣阳门民众电影院一次映完。因为限人数与弥补消耗起见，人座券每人酌收铜元六枚，籍光电料、消耗杂支等费用，届时鸣阳门有一番热闹矣!”云云。

     又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的《浙江省电影教育实施概况》中记述：嘉兴县立中心民众教育馆最初一次讲映教育电影在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与上述新闻时间相吻合)。自此以后，平均约隔二、三月讲映一次，每次四、五、六日不等，迄至二十五年八月止，两年半内统计讲映约六十次，每次观众平均四百人计，当在二万五千人以上。当时放映机件及影片是向上海工部局教育推广处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接洽租映，每次讲映时，协会还派遣干事、机师二人负责主持，讲映收租费第一次十元，以后每次五元，并负担讲映人员的川旅膳宿费。

     讲映的影片全系柯达公司出品，内容约分为常识片和滑稽片二种。常识片又可分为卫生类、工业类、农业类、植物类、动物类、矿产类、理化类、地理类、历史类、史地类等，滑稽片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戏剧题材用人扮演摄制而成的，另一种是卡通(现称动画片)，是用连续绘画画面再加以摄制的。总计在两年半内所讲映的教育影片不下一百种。内容包括生活的各部门。当时没有固定时间，放映五、六天不等，不放映时却又连续停业三、四个月之久。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民教馆为了使教育电影纳入正常活动，曾发起组织第二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致函给嘉兴专区各政府，征求同意。结果，由于没有经费，无法实施。直到翌年三月，经费列入了各县预算，才有了经济基础。适逢教育部主办全国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于是派一人赴京受训，归来已是十一月，经过制定巡回办法，修正预算，征集经费，购置机件，借用影片等筹措手续，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才开始巡回絖2映。

     那时，第二省学区教育电影巡回队依靠嘉兴民教馆和嘉兴、嘉善、平湖、海盐、崇德、桐乡等六县县政府以及省立嘉兴中学附小等八个单位集资组建而成。开办经费七百三十五元，经常费每月一百五十五元。自二月六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二十三天中，共讲映电影二十一次，到达海盐、平湖、嘉善、嘉兴四县，放映影片有《养牛》、《玉蜀黍》、《遁形的墨水》、《忽略的妻子》等，观看人数在一万人左右，所到之处，受到民众欢迎。当时教育电影虽处萌芽状态，但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当年(1937)十一月，由于战火蔓延，嘉兴沦陷，教育电影巡回队随着民众教育馆关闭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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