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阎纲

    这部中篇小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称它为“暴露文学”的名作之一；可是，它的歌颂却因“暴露”的真切准确而显得更为动人。这部作品的批判是大胆的、犀利的；但同时，却很深沉，很痛心，它的批判根本不是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完全是为了发扬革命的精神，拯救崇高的灵魂。这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反映生活方面，勇敢、公正而又精练，无疑是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然而，它是革命的、深化了的现实主义。我们面前被缚着的这个人，是国家的罪犯（犯人李铜钟！），又是人民的英雄（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他恸哭！），犯人和英雄，难道只隔了一张纸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志称赞这部小说，不少对它颇感兴趣的，远不止以先睹为快的一些人了。读者是很有眼力的。

    不错，也有同志对这一作品表示疑义，理由主要是两条：一，为犯人讴歌，于安定团结有碍；二，动公仓、抢皇粮，有助长不安定因素之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舆论不能一律。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有什么办法？一部作品被捧杀的，不乏其例；一部作品因祸而得福的，也是有之。《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需要经受权威的评论家——时间的考验；这个故事，自《收获》第一期发表迄今，连半年还不到呢。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以后，急于听到反应的作者（张一弓同志）恐怕有点惴惴不安。他的这部大胆尝试的小说，被编者从来稿中发现并以十足的勇气发表出来，交付读者鉴别和批评，而批评界的反应却出乎意外的冷落。我们只知道《上海文学》第六期冯牧同志的长文中提到它，《文艺报》第六期石泉同志为它写了一篇千字文。

    当我在《收获》第三期上读到作者又一篇作品《牺牲》（短篇小说）时，就再也按捺不住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作辩护的冲动了。《牺牲》使我更理解作者，更理解作者为什么要描写李铜钟的牺牲精神。这位才华内向的小说作者，善于把和平时期生死线上的斗争，提到石破天惊的紧张程度；善于在非战争的、而又是最为重大的、生命攸关的;战争;中，升华中国农民的灵魂。它怎么会有碍于安定团结呢？正是为了安定团结，《牺牲》中的母亲没有追究伤亡的刑事责任，没有面对儿子的尸体掉下一滴泪水；正是为了安定团结，李铜钟没有带领饥民们暴动，没有对党发过一句牢骚，甚至没有逃荒，而是顾全大局“凄然地说：‘党不知道咱忍饥，……’”他所领导的饥民们，饿得心慌了，就看看党中央五一年救济他们的棉衣棉裤，心想：“毛主席不叫咱冻着，……就不会叫咱饿着。……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等电话线接上。……”看，他们何等地安定团结！至于说“抢皇粮”，天哪，请想想，那算什么"抢"啊！四百多口人已经断粮七天，带着炸弹（“！”）的“告急信”如石沉大海、音讯渺茫；反右倾连萝卜汤都要反掉了，还在反。千钧一发，万般无奈，一个党支部书记“动”了“公仓”，借出活命之粮，能说是犯了法吗？死活定于一瞬，一身系得安危；燃烧自己，照亮人民，无异乎煮自己的肉给别人吃，真正的舍己为人，这算得什么为“犯人”讴歌？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我党中央有一条坚决的指示精神：不准饿死一个人！可见，党，是爱人民的。救民于危难的党的儿子李铜钟，我们忍心称他是“犯人”吗？事情糟到了这步田地，呼天不应，唤地不灵，你让一个基层的党员干部怎样做才算守法呢！

    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对于大跃进后困难时期的描写还很少，但已经开始有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写亩产一万六千斤的某地，群众却只能日吃八大两的口粮。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人们对它还有争论，但是，飞天出现在一九六○年，饥饿把她驱赶到此山此庙却是真实可信的。今年《甘肃文艺》第二期上牛正寰的短篇小说《风雪茫茫》，也是写一九六○年。“渭河上边”挖野菜，剥树皮，有人浮肿的脸庞黄里透绿，向关中逃荒……然而，这些作品，都不像《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样集中、强烈。如此集中地、正面地，强烈地写困难的三年，写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第二年，写饥饿的六○年，在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小说创作中，还未曾见过。当然，问题不在写了什么。《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作者写了别人没有写的或不敢写的题材，而在于作者具体写时，怎样把“真实”和“崇高”艺术地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人民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