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世界》序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其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杰克·贝尔登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且我认为，许多在中国呆得比他更久的人也觉得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这个人了解中国的藏垢纳污的阴暗面，这是我们一般人（除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外）所望尘莫及的。我们当中，有的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去中国任职的，也有的是为研究学术而去学习中国语文的。而当年杰克·贝尔登出国的时候，却是当海员，一路做工，到了香港才离船上岸。后来他浪迹中国沿海城市，还几次去内地游历。看来他从一开始起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而同情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十分熟悉那些时常没有活计的农民、那些收入低微的工人和潦倒的士兵，了解他们嫖女人、酗酒和吸毒的情况。一九叁七年日本开始大举侵华时，杰克·贝尔登已经在中国呆了五年。他到过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后来受日本侵略之祸最烈的地区，而且他粗通中国语。从他作品中的记述来看，他所熟悉的主要是那些文盲或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文人和政客的语言。从贝尔登的整个作品来者，他显然喜爱实干家，而对知识分子怀有戒心。他对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有所了解，但未过多去探讨。《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里有一段记述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人。这个人上过中学，后来进了蒋介石的一个宪兵训练班。他对自己在那里的遭遇极为反感，于是就开了小差，投奔延安。贝尔登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游击队的领导人。
       贝尔登写道：“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共产党内部的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这些作品涉及的范围很广，不能一一列举。不过在介绍贝尔登的这部着作时，还有两本书是必须一提的。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是在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时问世的。该书一直被尊为经典着作，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记述忠实、严谨，同时也因为在叁十多年前，最早使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就是他。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结束长征，正在延安集结。斯诺引用中共主要人物自己所说的话，介绍他们本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多年以前曾经同一位共产党人谈起斯诺，当时蒋介石的信徒们正骂他纯粹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这位共产党人摇着头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盛赞斯诺十分诚实，说他所报道的情况是可靠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他不是中共的“发言人”，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当时大乡数外国人的政治词汇不外就是一些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要做到确保治安、赋税合理，他们是不会给任何人制造麻烦的。至于“阶级”和“群众”之类的说法，乃是“煽动分子”所用的术语。中国所需要的是“应天示运”一类的非凡人物。问题在于，蒋介石能否证明自已是足以“平天下”的铁腕人物——而同时又保证列强的利益。当时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认为，日本“来强硬的一手”是件好事，可以叫“中国人识相一些”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人担心，让日本割去象“满洲国”那样的大片土地作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地区，会使暗中控制中国的那个国际俱乐部的制度遭到破坏。理论上这个国际俱乐部是保证帝国主义列强互相自由竞争的。如果它不去制止身为俱乐部成员国之一的日本推行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政策，它又怎么还能要求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准则呢？
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斯诺给我们转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这些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不仅知此，《西行漫记》是一部巨着，它的长远的重要意义，绝不仅是由于书中记录了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斯诺是最早描写中国革命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阶段的作家；这场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广大阶层民众的衷心拥护。

    韩丁所写的《翻身》是美国人记述中国革命的第二部经典着作。他在那本书里更加有意识地、非常具体地描述了领导和群众息息相通这一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特色。韩丁只写了华北一个范围很小的地区。他先简要地追溯了日本侵占这个地区以前的情况：由于多数地主附敌，国民党特权统治集团留下的人员又同侵略者互相勾结、狠狈为奸，当地自发的抗日活动起来又垮了下去。柱下他写人们如何重新坚定抗日的意志。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武工队和干部不断进行鼓动的结果，而且农民相互之间的口头传闻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说明“群众运动”能够发挥越来越大的能量，这与“受人操纵的”革命不同。农民们奔走相告“怎么干起来”、“如何干才对头”以及“人家（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等等传闻。
    我们最好不要把农民（和其他部分人）的要求称为“民主”要求，因为不同的人对“民主”各有不同的理解。韩丁写的一件事足以说明此中的问题。为了节省篇幅，现在我用自己的话来把这件事转述一下，希望不至于走样。共产党开始是发动农民诉苦并提出该怎么办的意见。然后共产党干部在党内对群众所提的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如果根据当时群众的强烈要求规定政策，那运动能得到多大的推进，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对此研究以后，他们连续召集全村大会，申明支持群众要求的总的态度，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于是进行反复多次的协商。共产党绝不强令人接受自己的修改意见。如果群众明确坚持自己的要求，党有时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断派人向上汇报本村讨论的结果——村的上一级就是区，一个区管辖好几个村。有一次，韩丁问一位区干部，这样没完没了的讨论，反复征求意见，难道农民不感到厌烦吗？这位区干部回答说：“他们不会厌烦的，因为他们是在决定自己的未来啊！”
    现在回头来谈贝尔登。他采访的地区，有一部分是同韩丁重迭的，但是范围要比他大得多，包括东北（满洲）和长江、淮河下游。时间上同韩丁也有所重迭，写的主要是解放战争（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内战），但也追溯许多历史背景，并提及其他地区内战进行的情况。因此，他所涉及的面要比韩丁广得多。 不过，他虽然也深入描写了几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却没有象韩丁那样系统地集中叙述一个特定地区的情况。他的态度也比韩丁超然得多。他毕竟是新闻记者，他只是在进行观察，既不帮忙，也不参与。而韩丁却同学生和干部一起下乡去发动并参加农民闹翻身的斗争——这是“群众”推翻旧秩序，同时又进行自我“改造”的极不平凡的过程。韩丁同土改工作队员以及村里的农民打成一片。
    贝尔登的经历有一个方面同斯诺和韩丁都不一样。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年间，中国局势越来越乱，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日益削弱。当时，一个美国记者可以在共产党（八路军）巩固统治的地区、共产党控制下的游击区（所谓控制，是指影响所及，而不是建立了政权）以及国民党地区之间偷偷地来来去去。贝尔登利用了这种机会。由于国民党完全依赖美投，一心指望美国继续提供援助，所以尽管他们对记者很不放心，但是也无法完全限制美国记者的活动。至于共产党，他们对记者开放的做法，充分说明他们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事业信心十足。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在当时情况下，一般的美国人在国民党地区亲眼看到垂死挣扎的蒋政权蹂躏百姓的情景之后，再穿越前线来到共产党地区，必然会对所见所闻产生好感。

    《西行漫记》早已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着作。《翻身》也不容置疑是一部经典着作。我认为《翻身》极生动地揭示了那个时期的毛主义的“行动方式”。例如，当时甚至实行这样大胆的方针，允许群众召开大会，把干部和党员叫来，不客气地质问他们，不但可以对他们的工作和执行政策的情况提出批评，而且也可以对他们的个人品德加以指摘。《中国震撼世界》在这两部书之间问世，但是至今仍是一部被埋没的杰作。这该作何解释呢？《西行漫记》发表以前的十年正是世界多事之秋——日本侵占满洲、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大举侵华以及幕尼黑事件等等接连发生。由于这一连串局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明显增长，这场大战将给人民带来空前巨大的破坏、恐怖和苦难。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力量呢？德、意、日叁国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这把保守派和无数“温和派”或“自由主义分子”都吓昏了，他们将信将疑，莫非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果真在遏制“布尔什维克的赤化浪潮”？突然，斯诺使人们看到，原来还有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是吸收无数非共产党人参加的，它并不拘泥于那些脱离群众的教条，它的领导人走在延安街头时不带警卫员，他们以民族团结为重，营救了自己那个不共戴天的仇人蒋介石的性命。现在回顾起来，很显然，斯诺起下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
    《翻身》是在书中所写的那个时期过去很久以后才出版的。韩丁于一九五叁年回到美国时，正当麦卡锡参议员以及麦卡伦参议员为首的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滥施淫威之际。韩丁的手稿被没收，后来打了好几年官司，花了不少钱，才算索取了回来。因此《翻身》一书迟至一九六七年才得以出版。这时麦卡锡—麦卡伦主义已经渐渐失势（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读了《翻身》之后，不禁追问，“如果书里所写的确是中国当时发生的其实情况，那究竟为什么当时美国人被灌输以种种骇人听闻的谎言，说什么莫斯科的独裁政权指使用恐怖手段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中国？又为什么人们会听信那些谎言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何在？
    《中国震撼世界》至少提供了部分答案。这部杰作之所以在出版时没有成为畅销书，一直被埋没，是同它提供的这个答案有很大关系的。贝尔登同韩丁不一样。韩丁既是参加者，又是观察者，但不是一位观场报道员。贝尔登却是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记者。但是他当记者的时候，“院外援蒋游说团”已经在毒化美国的气氛，后来又出了麦卡锡—麦卡伦集团，更是闹得一片乌烟瘴气。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发回美国的某些报道竟然只宇未登，而已故的共和党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诺兰和已故的蒲立特歪曲中国局势真相的言论，却广为流传。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值此越南战争时期，现在阅读贝尔登的这本书，甚至比阅读埃德加·斯诺或韩丁的书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本书里，一页又一页地记载了美国政治和军事当局在中国所犯的许多不应有的、愚蠢而明显的错误，如今美国在越南又犯了，并且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错误难道还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详细指明吗？其实，对于当前的局势及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美国人民早已比那些当权派看得更清楚。这是因为那些当权派因循苟且、墨守成规，陷在官僚主义的泥坑里不能自拔。这种状态，只能由人民对政府进一步施加强大的压力，才能加以改变。如果有人想要进一步了解在这方面还必须做些什么工作，那么杰克·贝尔登的这部着作可以提供极其可贵的启示。本书所述的很久前在遥远的中国所发生的情况，概括地说明了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国家一方面受到过去殖民地传统的束缚，一方面又正在争取自立于二十世纪。不仅如此，这部着作还说明，一个国家要是被帝国主义偏见蒙蔽了眼睛，那么它所产生的政府，不管是民主党政府也好，还是共和党政府也好，决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更谈不上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