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之在50年代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79年10月22日，死于肝癌。反思文学的典型作品《内奸》成了方之的绝笔。

 

     在我国文坛，反思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承传和发展。这些作品大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和经历来连接共和国的各个历史阶段。

 

     这个故事前半截发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后半截发生在文革期间。 小说里写道“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

 

     有人痛恨那个年代，把自己犯下的过错归罪于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像一面照妖镜，炽灼金光剥落了他们的伪装，露出了本来面目。同样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人可以云淡风轻地说一句我们没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高下立见。

 

     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这种在历史的纵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这期间，有不曾屈服的共产党员，有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们工作同志呢？”。

 

      “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就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