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爱读、爱谈文学，他的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的水准也很高。但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毛泽东鲜少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小说作品。特别是短篇小说，除了对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加谈论之外，我们还没发现毛泽东在重要会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评说其他任何一篇当代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如姚雪垠的《李自成》，还谈过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散文诗歌有，如流沙河的《草木篇》；但也不及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谈得那样多。毛泽东谈中国文学，给人大致的印象是：古典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其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现代小说中，他谈得比较多的是鲁迅，谈到过《阿Q正传》等，谈他的杂文、旧体诗更多一些，当然还有全面的评价；而当代小说中，毛泽东谈得比较多的，则是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了。

    王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有22岁，当时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王蒙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两个意象虽在写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王蒙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现在看来，小说因为把握住了这两个意象的内涵，所以小说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后代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如果细读王蒙的小说，你会发现，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他的小说还能让读者重新解读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于王蒙的艺术感觉使他在瞬间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先看小说开头这一个细节：“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没有解释这个细节的含义，但不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钱？还是不愿意要钱？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释为是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感情，但半个世纪后读者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在会上，袁水拍有一个看法是：“三轮车不要钱，很拥护，但里边是黑暗。有的也可说是无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刘世吾也是表面的。”（《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1月）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有一个现象是，那些从政治立场上否定小说的批判者，常常比赞扬小说的人，更能看出小说的妙处，至少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评价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还是有力的，不过他们的立场和对作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过去读者认为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样理解可能简单了一些。刘也是北大学生出身，他在组织部，对什么事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当林震把韩常新随意整理简报的事告诉刘世吾时，刘的反应是：“老韩……这家伙……。真高明……。”刘是一个陷在了“组织部”里的“学生”，而林震虽然来到了“组织部”，但还没有陷进去。如果他在“组织部’呆下去，他也是一个刘世吾，因为党的生活就是这样。还是在中国作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认为：“他下去也会变成刘世吾，有类似的调调，有忧郁病、孤独感的人。” 刘世吾的哲学是：

　　“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在这篇小说里，还保留“学生”气质的人，不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小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有一种暗讽的东西，王蒙后来的小说中，也常有一种让读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王蒙几十年以后形成的创作风格，我们都可以在他早年的这篇小说中找到潜质，特别是他的讽刺艺术。

　　王蒙自己解释写作动机时说：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毛泽东对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是一般地谈，而是大加评说，这么说的根据有五：一是谈的次数比较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他先后谈了至少五次。二是谈得非常密集，这五次谈论的时间，集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两个月时间内。三是谈得语气很重，颇动感情，有一次还对小说的修改者、《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大为震怒”。四是不是就事论事、就文艺作品谈文艺作品，而是把它与重大政治举措和重大文艺方针结合起来谈。五是谈论的场合有的规格相当之高，甚为郑重，譬如二月份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譬如三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都因其重要性而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史册。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这样一个当代文学的特殊现象，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多次谈论它的？都谈了些什么？毛泽东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这情有独钟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这一现象发生在王蒙身上？让我们试着搞清它。

    先看一看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新中国成立到了第七个年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巨大、新生的革命政权站稳脚跟之后，治国信心增强、心境逐渐从容的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从革命到建设转变后的一系列建国方针和建党举措。首先当然是治党，这是法宝。这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目标的全党新一次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酝酿，并于次年五月一日正式发动的。无巧不成书，“反官僚主义”的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发表，真可谓恰逢其时。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虑、越来越重视。六月二十八日，波兰波兹南市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中央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发生的事情，异乎寻常地关注，十月下旬连续开了若干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往往都是在深夜召开，有的是在凌晨一时左右召开，可见会议之紧急，关注之严重。中国一些地区也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有数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风潮。毛泽东在分析匈牙利党的错误时，把“官僚主义”放在头一条。毛泽东在分析国内闹事原因时说：“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刘少奇也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毛泽东这样称赞昆明航空工业学校妥善处理学生请愿事件：“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

    反官僚主义，既然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战略的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他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好感，和对“围攻”这篇小说者的反感，特别是对其不承认北京有官僚主义的说法的反感，便是自然的了。

    再看一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也是在一九五六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积长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六年多的执政经验，充分认识到和平建国和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不同，必须更广泛地吸收、团结、依靠和加紧培养知识分子。否则很难缩短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上的差距，很难实现经济增长和国力强大。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有两个思想状态值得注意。一个是他超英赶美的强国理想，一直很强烈；一个是他对苏联斯大林的只准香花、不准“毒草”的“单干户”型知识分子政策颇多反思，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他当时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评论之一。

    于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全面系统地宣布了与苏联颇不相同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总理的主题报告激动了知识分子的心。这个报告的关键之处，是周恩来强调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从政治上把知识分子看作了自家人。会议还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高度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满面春风地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数学家谷超豪、哲学家冯友兰都表达了极为感奋的心情。会议之后，知识分子精神振作，学术活动开始活跃，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到了四月春更浓。是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五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讲话，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公开详尽的阐述和发挥。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脉号得很准。物质上的关心，特别是精神上的解放，两手抓得都是过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这样两个文学性很强、颇富诗情画意、音韵优美的语汇，来表达执政党的科学文艺方针，与领袖毛泽东的个性有关，也很对中国文人的胃口。“百花齐放”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春景，“百家争鸣”原指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等各种思想流派著书立说、互相论战、自由发表意见并形成各种学派的学术繁荣情形。毛泽东把这个两个词组在一起，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比欧洲“文艺复兴”那个词更好听好看、更抒情，因而更有鼓动性。到了九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庄重地写入了“八大”文件，这更促进了中国知识界激情的空前高涨。《人民文学》在这个激情高涨的金色九月，放飞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只燕子，开出了这样一朵奇葩。《人民文学》真不愧中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杂志，它的政治嗅觉和艺术胆识就是不同凡响！

    毛泽东当然知道，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到信任，到重视，到尊重，到依靠，再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个在某些党政干部看来，简直是对知识分子过于宽容、过于厚爱的方针，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巨大争议，便是文艺界的一个典型案例。

    毛泽东一向善于抓住典型问题、分析典型问题，解剖麻雀并推而广之的。毛泽东为捍卫他所倡导的“放”的方针，站在护花的立场上，一再保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一再批评与“双百方针”不谐和的声音。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座淡会上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一部年轻人写的短篇小说，能导致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会议的召开，王蒙和他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闹出了多么大的动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