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
　 

      自南宋以来，嘉兴作为人文荟萃之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纳和发扬，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例如，儒家对桑梓的热爱，“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重仁义、行仁政思想，以及佛教“普渡众生”，做善事可求得来世报应的思想观念，使得嘉兴一些士绅乐善好施，对于流离失散、孤苦无援的百姓积极救助，是此地慈善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即如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就很热心于本地的慈善事业。早在清末之1908年，他就参与改进嘉兴救济院的工作。到了1934年，浙江遇到60年未有之大旱，连王店都发生抢米风潮，褚辅成在上海发动浙江旅沪同乡成立“甲戌救灾会”，并具体负责嘉兴之服务。另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在思想上受祖母影响甚深，他的祖母就是一位了不起的慈善家。沈老在《我的生平》回忆道：“说到我的祖母，真形容不出她的伟大。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当时我们住屋的一个窗口，就对着一个贫民窟，祖母常常喜欢和穷人们谈，有时就在窗口送给他们衣服；穷人们害病了，祖母亲自给他们开药方、买药，有时他们害肿毒，祖母还给他们挤脓、贴膏药。后来，找她的人渐多了，那时我们家很穷，祖母卖了皮袍来进行这些善事，甚至，在帮助人之后，还觉是帮助得不够，因为她是没有限制的帮助人的。”虽然这些事不是发生在嘉兴(移居苏州)，但也反映嘉兴人的文化传统。
　 

      二、宋元明清嘉兴慈善组织
　 

      嘉兴最早的慈善组织，是设在春波坊天马桥直北的宋代的广惠院，是南宋初嘉兴知府岳珂与吴潜首创的。元代为孤老院。明代改为秀水养济院。
　 

      嘉兴之有普济堂，为嘉秀人士创建，始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堂址在甪里街。其道光八年重立的堂规说明，“欲尽合郡老疾茕独无告之民，各遂其生，服食医药棺(木彗)之物无不毕具。”

      嘉兴的育婴堂始于康熙初年。东育婴堂座落长丰坊，为嘉兴专设；以后又有秀水专设之西育婴堂，座落西丽坊。育婴堂之设立，缘于有清一代溺女婴之风盛行。由于封建继承制度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的作用，加以清代商品经济发展，助长了重陪嫁的习俗，致使嫁女难，女儿到了婆家，没有象样的嫁妆，被人看不起，于是溺女婴、弃女婴之事时有发生。到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左副都御史周清原奏请建立育婴堂，得到康熙帝的 批准，命各省疆吏留心办理。光绪十五年(1889年)平湖的《保婴会征信录》有相似的记载：“溺女恶俗节年，劝禁兼施，近复得该绅等创议保婴，集资兴会，实足补禁令之不及。”而“嘉禾户口殷繁，地当孔道，弃婴较他郡宜尤伙”。这样育婴一项就成为嘉兴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严禁弃婴和虐待幼童，育婴堂才被取消。 
　 

      嘉兴辖下各县建立较早的慈善组织是海盐养济院，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较早的育婴堂时间为：平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嘉善雍正六年(1728年)，海盐雍正十三年(1735年)，桐乡乾隆六年(1741年)。 嘉禾一地历经宋、元、明、清，直至太平天国战争之前，慈善机构已具规模。除以上收养孤老、弃婴外，还有孤儿院的前身贫儿院，资助守寡无依的妇女的恤？集或任恤集，以及专事收埋暴露于野外尸骨装罐掩埋和施棺待葬之义家、漏泽园、广孝阡、永安会等等。古人埋葬要选择风水之地，一时未选好地点，或无力埋葬的，则义冢等即提供场地，给予停柩待葬或浅埋以待改葬。也有各地在禾建立的同乡会或同业公所，出于互助，办理旅禾同乡殡葬事宜，如徽州人乾隆年间在南堰兴办的新安义园，绍兴人在道光十年(1830年)建立的绍兴继善堂义园。
　

       三、太平天国以后慈善组织的量建与发展
　 

      上述慈善机构及建筑，大多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时的太平天国国内战争，出于对战争中大批贫民的救助，战后纷纷重建慈善机构。同治五年(1866年)嘉兴知府许瑶光购置堂屋，名为郡堂，即知府所有之官房，兼办普济育婴，所以又称育婴普济郡堂，地址在报忠埭西段。以后许瑶光又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倡导捐建栖流所，为嘉秀两县孤贫栖息之地。

（何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