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各职能部门在这一时期逐渐从子城内移出。据史料记载，宋代秀州节推厅位于子城西南三十步[10]，州倅东厅位于子城东二十步，倅西厅位于子城西通判厅，司理院在子城南五十步[11]，监仓东厅在子城东北灵光街口，漕运司治在子城东北一百步，瓶山南侧[12]。城隍庙也从原来的子城城楼上，移至城西北。文庙原在天星湖畔，唐开元时建，宋祥符二年移于望云门内西侧，后因建炎兵火，移于子城东，绍兴年间又移于通越门内。城墙在宣和和德佑年间曾有加筑[13]。城内并设有厢官，元代改为兵司马[14]。

    　而嘉兴城经济和政治上真正受到重视和发展的时期，是始于南宋。首先是嘉兴城成了临安往北的第一座州城，宋孝宗又出生于春波门内流虹坊，嘉兴地位遂迅速上升，宋孝宗的孙子宋宁宗于庆元元年（1195年）将秀州升为嘉兴府，嘉定元年（1208），又升嘉兴府为嘉兴军节度[15]。城市空间结构因此也随之进一步发展。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末元初，嘉兴街坊有七十余，桥梁有七八十座。其中除了传统的大市集官街外，更多的行业在城市北部和南部的坊区发展起来，其街巷、桥梁名称中的一部分，是以行业命名的，如醋坊、鱼行、丝行、米棚、猪儿、船厂、孩儿等，从街巷名称中还可知道城内已有混堂（浴室）、瓦子（戏馆）等设施。城外的商业活动也由于大运河从城内改道绕城而过也沿河发展起来。南门外至东门一路上，西起米棚下，东至南湖边，一直延伸到南堰，以濠股塔为中心是绵亘数里新的商业区[16]，市肆繁荣，有“万家灯火”之称。运河里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而南湖周边，则多豪门大家的园林别墅。

    　五代至宋，新展拓的罗城服从运河沿岸城市物资集散、转输、交易功能的需要自然伸展，呈现出不局规矩的特点[17]。嘉兴新罗城，东南受古时广阔的南湖制约，东部受制于古秀水，西部受到宋代长街短巷规划的影响，东西间距长，南北纵深短，因而也同运河上的其它两座城市（常州、无锡）一样，城市的空间结构渐渐演化成了不规则的纺锤形。官商船舶自西南帆落浜落帆入城，一路沿秀水折东北而上，形成数里商业区，直至东门。宋代将驿馆、漕运司等皆设于城市东部，盖因于此。

    　到了元代，嘉兴始有详尽的坊名记载，共74坊[18]。其中以宋代坊名为主，一些还保留到了今天，如府学东的百福坊[19]。元至正十三年蒙古统治者开始拆毁江淮地区城墙，嘉兴罗城被平，仅剩子城。元末为了加强防御，嘉兴守备欲重修筑大城，未果。直到明朝初年，经两任太守吕文燧、谢节，才完成筑城。与宋代罗城相比，明代嘉兴城在西南缩了三里，但城墙高度增加了二尺，开四门。嘉靖三十九年，由于受倭寇侵扰，城楼进一步增筑，并改四门名[20]。明朝又在北门之外设厉坛[21]，城中设火德庙；钟楼鼓楼资料未见。行政上，则因新置秀水县，嘉兴罗城之内析出了秀水县衙和秀水县学。从此嘉兴一府两县治所共驻，直到宣统年间裁撤秀水县。同时新设嘉兴仓、常平仓和秀水仓，沿用至清朝。

    　自明朝开始，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居民移居城外[22]。因是，自明中期以后，嘉兴城的城外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展，直至东门以东的甪里街、宣公桥一带[23]。尤其是甪里街，东连常丰坊（今东栅），北为蒯塔坊，西为宣公桥，南接王家坊，是嘉兴东部城内外的水陆交通中心，也是城外的中心住宅区和繁盛的商业区，巨室大族宅第毗连，巴金祖上李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定居于此[24]。这个时期的商业区甚至继续沿秀水北上，到达东城墙根一带。如现在的解放路在当年称为西河街，在明代已是米商云集之处，直至清代[25]。这段秀水河道在明清亦由于商业的繁华而被称为市河。

    　清代嘉兴城内布局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府治东原宋代和元代屯兵之处变成了清军的大营，府治之前改设为经历署和司狱署；并在精严寺前设杭嘉湖巡检道（民国时公安局），府学河对岸设校场（今中山电影院）。

    　而城外在太平天国之后，原东门商业区毁坏殆尽，北门之外遂成为新的商业中心，包括坛弄（明代厉坛所在）、月河、塘湾街（今北京路）和中街（今中基路）[26]。北城门外的繁华直接刺激了城市北部商业街的兴起，“宏文馆前直街，自韭溪桥至西埏桥趁集者列肆市中，百物辐辏，喧哗杂沓，昼夜不绝”，“城隍庙趁集……百物俱集，茶坊酒家，至不能容膝”（见《古禾杂识》）。现在的建国路在那个时期是一段新的市河，两边道路称为大小落北，虽然在北宋时已有商业活动，但到了清后期才真正兴起。而与建国路相交的现勤俭路的前身，张家弄，则是戏院、浴室、客栈、茶室、青楼遍布。

    　总的来说，宋代以后的嘉兴城打破了唐时约束性较强的坊市格局，随着大运河、货物贸易和运输往来的发展，而呈现出不规则的自西南向东北的纺锤形状，为近现代嘉兴的城市发展和商业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