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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的三个马车夫

发布:2007/11/22 15:11:53   点击:7607
      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误解和错位,前苏联文学最上乘的长篇小说并非是由那些诗人、流亡的政论家写出来的,至少《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还不足以代表俄语所能够达到的力量,虽然脸颊瘦削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大胡子索尔仁尼琴,被眼睛斜视的诺贝尔评委会给看中了,然而,虚幻的荣誉光环带来的只有羞辱、提心吊胆和开小差逃跑。

  就像呼啸飞行的子弹所能够射穿的一块木版,千疮百孔的前苏联文学在斯大林政权的粗暴干涉下,变得极度贫血,如果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和冒死挽救,必将颗粒无收,尸骨无存。他们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大师,他们是指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阿斯塔菲耶夫和雷巴科夫。正巧,今年也逢上了布尔加科夫诞辰110周年和雷巴科夫诞辰90周年,相信读者们对《静静的顿河》上方的那一轮“黑太阳”已经很熟悉的,这里我们着重介绍另外三个马车夫。

  1、“文学之狼”布尔加科夫

  曹雪芹在赊酒喝粥的艰窘岁月中创作了《红楼梦》,先后“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于是产生了宝黛的木石前盟和心心相印;自称是俄罗斯广阔原野上“唯一的一匹文学之狼”布尔加科夫,在斯大林政权的文化统治下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可能,他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美丽形象的虚构,也就有了长达十二年、八易其稿的艰辛酝酿。

  这位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助理导演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创作的,在当时,他的长篇小说毫无发表的可能。和鲁迅相似,1891年出生的布尔加科夫自1920年弃医从文,始终拿着人性的解剖刀来看待社会的伤口,中篇小说《不祥的蛋》、《魔障》和《红岛》都是非常犀利幽默的典范,而1925年发表的长篇《白卫军》更是触痛了那些布尔什维克新官僚们脆弱的神经,两年后,他的作品遭到了封杀。不甘沉沦的布尔加科夫,默不做声,秘密地开始了他的纸上旅行,直到1940年去世前的十天,还在妻子的协助下修定他的名山之作《大师与玛格丽特》。1966年,这部书稿终于破冰而出,被法国的《理想藏书》列为49本俄文图书的首位。其时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方兴未艾,人们惊讶地发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大师与玛格丽特》都超越了现实的藩篱,俏姑娘雷梅苔丝可以乘着床单飞上天空,谁也无法追上她的脚步;布尔加科夫同样也派遣女妖玛格丽特将迫害大师的坏人给教训一顿,最后飘飘欲仙地比翼双飞。很显然,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马尔克斯的专利,他所挥舞的魔棒是从布尔加科夫的笔下诞生的。

  布尔加科夫和曹雪芹的不朽之处在于:他们就像一只现实和梦幻倒置、历史和未来交叠的水晶球。我们说不清空空道人的云游四方和魔王撒旦的翩翩起舞究竟昭示了宿世今生还是因果善恶?他们的写作都未曾受到名利的束缚和渐染,因而显得无比崇高、孤独和自由。如果说,林黛玉还债的泪水净化了贾宝玉蒙尘的灵魂,那么玛格丽特答应替魔鬼主持晚会,她的隐身飞翔也决不仅仅是为着寻找挚爱的大师。两位真正的文学天才用纸上的纯情女性抚慰自己饱经沧桑的心灵,并从喧嚣浮躁的世俗中超拔出来。

  2、“鱼王”阿斯塔菲耶夫

  把情节互不相干的中短篇小说连缀成一个完整的长篇,这种机智的做法由来已久。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俄罗斯小说家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在这一点上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读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总感觉像是欣赏一篇篇抒情散文,比如《鱼王》第一部里的《一滴水珠》,这样写道:

  “月亮像一条银鳞斑斓的鱼在树梢头闪耀了一下,轻轻触及云杉的尖顶,就落向沿河的林带深处,再也没有跃起来。”

  “一滴椭圆形的露珠,饱满凝重,垂挂在纤长瘦削的柳叶的尖梢上,重力引它下坠,它凝敛不动,像是害怕自己的坠落会毁坏这个世界。”

  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叶尼塞河夜景,让人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都是需要屏心静气才能够体会出好处的佳作,同名小说《鱼王》既是12叙事短篇的组成部分,也写到了人与自然的较量,出发点却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同,它告诫人们,偷渔、偷猎、偷伐等各种践踏自然的行经总有一天会遭到“鱼王”的报复,阿斯塔菲耶夫认为:人跟鱼互不相让,又何必呢,如此一来,“河流之王和整个自然界之王一起陷身绝境。守候着他俩的是同一个使人痛苦的死神。”

  该书获得了1978年苏联国家文学奖,对新时期的中国作家构成了显著影响,因《尘埃落定》一书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就曾大大方方地亮出自己的底牌,“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著有《古船》、《九月寓言》和《外省书》等长篇小说的张炜则在散文《域外作家小记》中把《鱼王》比喻成一曲长长的吟唱,“对悲剧结局深深的恐惧和探究”以及它的色调和音韵,都充分证明了这是本“极少见的好作品”。

  《牧童和牧女》是目前可以从网络书站上下载的阿斯塔菲耶夫的唯一作品,曾获1975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艺奖。我是从白嗣宏主编的“外国抒情小说宝库”中读到它的,里面收录了4个中篇小说,在遭遇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之前,我先被黑塞的《骏马山庄》、圣比埃的《保尔和薇吉妮》所深深打动。好你个阿斯塔菲耶夫,果然是煽情的高手,一片寂静的草原,一个眼里噙满泪水的少女,经过长途跋涉,她跪倒在油漆剥落的墓碑前,祭奠自己死去的情人,那个在战斗中负伤死去的中尉。作家先为我们呈现出整个故事的悲哀氛围,再来缓缓道出他们的初识、相爱和诀别,一边是炮声隆隆,一边是风景如画,可谓是一唱三叹,摇曳生姿。

  “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写进文集《记忆的拐杖》中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一个只想着留名后世、取悦大众或充当启蒙者的文字工作者,都难逃速朽的命运,只有悲悯万物、融入自然、时常扪心自问的作家才能够无愧于他所耗费的光阴。黑塞有句名言即表明了这个貌似简单、却总遭到忽视的道理:

  一朵花或路上的一只虫,比图画室所有的书,蕴含着更多的内涵。(《那鲁奇斯和歌鲁特蒙特》)

  3、“青铜鸟”雷巴科夫

  “一切都可以原谅,但是杀死无辜者的人永远得不到宽恕。”雷巴科夫强硬的创作态度很容易使人缅想“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这位要比布尔加科夫年轻20岁的工程师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五六十年代,雷巴科夫发表了反映儿童时期和青少年生活的两个三部曲,包括《青铜鸟》和已经拍成电影的《短剑》、《克洛什历险记》及《无名战士》等,因此,长期以来,他被看成是儿童文学作家,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曾多次获奖,如《司机》获1950年斯大林奖金,《陌生的士兵》获1973年俄罗斯瓦西里耶夫兄弟国家奖金,但是给他带来世界声望的无疑是晚年在报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创作于1966—1983年,可以说是雷巴科夫毕生心血的结晶。1987年,前苏联15位作家致信雷巴科夫,既有向他道贺的,也不乏贬抑之辞,但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巨作受到欢迎的程度是空前的,50多种翻译文字就足以说明一切。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采用了双线的叙述结构,一是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的学生萨沙·潘克拉托夫坎坷的人生道路,从参加红场游行,到被开除学籍、入狱受审,直至流放,后来奔赴二战疆场。小说以此折射了残酷年代中不幸的个人遭遇,当年,雷巴科夫本人就曾经被捕,在西伯利亚流放了三年之久。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另外一条线,讲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这些政治家的明争暗斗,深具评说历史功过的气魄。后来,雷巴科夫又为本书写了续集《恐惧》和《万念俱灰》,对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运动、卫国战争做了详细地描绘,和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一样,都尽到了一个作家的道德职责,成为过去的历史和人类苦难的书记官。

  力图使叙事具有时代的纪实特点的雷巴科夫曾经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最痛苦的真理,能以它的真实性”来教育读者,《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最初的构思包括七部小说,写了革命后到战争前这一时期的七个年轻人的经历,他们既是阿尔巴特街的邻居们,也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儿女”,结果“七部小说像七条水流一样”汇入了一个河床。雷巴科夫用他“青铜鸟”一般的坚韧意志和对现实的拒不妥协,将黑暗中的岁月长河搅动得波翻浪涌,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