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告诉我们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达尔文则让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波伏娃站出来大声说男女两性是完全平等的。”
　　 ——（法）萨乐娜芙

       1949年，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发表了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

       这一年波伏娃41岁，以萨特的情人和“存在主义”作家的身份而闻名巴黎，尽管她和萨特都不知道“存在主义”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长久以来，波伏娃始终被遮蔽在萨特的光环之后，有人甚至怀疑她的作品都是萨特代笔的。 这一切阴影终于在1949年有了摆脱的可能——波伏娃的《第二性》发表，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平日里，波伏娃总是呆在巴黎的某家咖啡馆——多姆、圆亭或花神。头上包着她那刻板的伊斯兰头巾。叼着烟，眉头紧皱，用一双暹罗猫般的眼睛，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的脸，干巴巴的。薄薄的嘴唇，透着固执。脸上总是那副时刻准备用 ‘女权主义’观点教导别人的表情。不过此时，波伏娃的心里该是美滋滋吧，她的称呼终于不再是‘萨特女人’，她已和他一样出名。”当时的一份法国刊物这样描写1949年的波伏娃。

      在以后的60年里，这本书获得了一系列赞誉——“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甚至“女性的《圣经》”。然而，即使在今天，如何描述波伏娃依然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如同女性怎样与这个世界相互理解一样，还没有终极的答案。
　　
　　1908年1月9日凌晨4点，30多岁的乔治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他的大女儿西蒙娜。这个有贵族姓氏的普通律师住在巴黎，蒙巴那斯大街103号——一幢街边六层公寓二楼的一套普通公寓里。蒙巴那斯大街是这样一个地方：有许多磨坊、酒店、咖啡馆、夜总会。沿街零星的露天咖啡座和酒吧里，聚集着学者、艺术家和年轻的大学生。

     西蒙娜有欧洲人所不常见的黑发碧眼，这让她很讨周围人的喜欢。但是这个瘦弱的小女孩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使她看上去有些乖张而不合群。她对大人那些从来不肯解释的禁令厌烦透顶，总是通过耍赖、叫嚷等各种小孩惯用的手段进行对抗。总的来说，她不喜欢被当作一个小孩子。

      “我保证我长大以后不会忘记我五岁时就已经是一个有心事的人了。”在后来的回忆录《闺中淑女》中，西蒙娜写道。不过，那时她已经习惯被成为波伏娃了。

      1913年秋天，西蒙娜在德尔西学校开始上学了，这是一所颇具盛名的女子学校。西蒙娜成绩优异，喜欢天文、地理和历史。如果有人问她将来想做什么事情，她就毫不犹豫地回答：“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

      其实，她还一度想去做修女，不过这个念头终于在她15岁时打消了。她开始贪婪地读布尔热、都德、马塞尔·普雷沃、莫泊桑、龚古尔兄弟的文章。“他们用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完成了我的性教育。”波伏娃回忆说。

      在这个15岁的姑娘脑袋里，已经开始描绘梦中情人的模样了：“如果我遇到比我更完美、和我同类型而且同我很合得来的男人，我才会嫁给他。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强呢？男人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分子，在出生时便享有大量特权，如果一个男人无法全面胜过我，我会认为自己则相对比他强得多，为了表现他和我同等，他必须比我优越。……我命里注定的男人应该既不比我弱小，也不过分强大，他应具有相当的卓越来担保我的生存……他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尽管是初初看来只是某种希望的完善。他很快便能成为我理想中堪称我表率的人，能够远胜于我，我不允许自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或是不了解他的事业，爱情必须有助于这一点，当然我会小心地使我俩之间不会有太大距离。”

      这种想法，作为一个青春期女孩的秘密来说，还不算太离经叛道。而到了19岁时，她发表一项个人 "独立宣言 "，宣称 "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时，在当时就显得有些卓尔不群了。

      1929年，波伏娃21岁，她一面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听辅导课，一面复习准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波伏娃与萨特宿命般地相逢了，这两个名字从此连在一起。

      当时24岁的让·保罗·萨特在学校里以特立独行著称。这个身高只有1米58的男人眼睛有严重的斜视，性格粗暴，易怒，不善表达温情，坚持练习拳击，随时准备揍人和挨揍。在1924年，19岁的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入学成绩排名第7。在学校的日子里，他热衷于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并对戏剧兴味盎然。这让萨特与另外两个人——保尔·尼赞、勒内·马厄兴味相投，三人都恃才傲物，从不和其他同学交往，而且还经常不去上课。

      波伏娃对这个“三人小组”的传闻早有听说。萨特和尼赞在巴黎高师以爱搞恶作剧而出名。他看不惯学校里那帮“尼采的信徒”，竟弄了几支水枪躲在楼梯口，等他们一出现就朝他们喷水，大叫：“哈哈，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的！”另一次，在一场毕业晚会上，萨特赤身裸体跟在尼赞身后——前者在身上罩了一块布——引起了学校的公愤。

       这些传闻让波伏娃对萨特并无好感，她无法想象外表儒雅文静的萨特竟然是喜欢搞恶作剧的坏小子。在后来的回忆中，波伏娃说：“只有萨特、尼赞、马厄他们那伙人始终是令我费解的……他们的名声不好……听说萨特是三人中最让人受不了的。”

      而在1976年拍摄的电影《萨特的自述》中，波伏娃这样描述当时的萨特：“我认为他是那三个人中衣着最寒酸，最邋遢的人……他根本不修边幅，总是穿一件开领汗衫，这多少还算干净。他还总是穿着拖鞋，就好像巴黎高师是他家似的。记得有一次，我曾在巴黎大学的门厅里看见他，他戴着一顶十分夸张的很大的有沿帽，毫不知羞的和女学生打情骂俏……”

       不过，波伏娃还是融入这个三人小组。 考试结束后，萨特名列榜首，波伏娃作为最年轻的女性考生，排在萨特后面。在波伏娃得知自己通过笔试的当天，萨特向她做了简短有力的告白：“从今以后，我将负责保护你。”

      他保护波伏娃的方式，是与她签订了一个两年的契约：相敬相爱，同时给对方爱和性的自由。这份契约被忠实地执行了半个世纪。从此，萨特称她“迷人的河狸”。
　　
　　 在1929年那场宿命般的相逢之后，波伏娃就被萨特过分耀眼的光芒所笼罩了。尽管波伏娃的文学和哲学天赋已经崭露头角，但是与萨特相比，除去萨特更加卓越的才华，“女人”这个性别也是波伏娃的弱势。

       1938年，在一系列小说和哲学论文写作的尝试之后，萨特的小说《恶心》得以出版。评论界反应不错，有人把萨特和卡夫卡相提并论，称他为法国的卡夫卡。这本书在当时销售了40多万册，风行一时。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两年后，这本书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上世纪50年代最具影响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在这段时间，波伏娃写作的是一些小说，包括《女宾客》、《他人的血》、以及哲学著作《庇吕斯和西奈阿斯》。1945年10月，她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在剧团首演。 总之，到了1945年以后，萨特和波伏娃在巴黎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尽管波伏娃更多是以“萨特的伴侣”的名义为人所知。时髦的年轻人言必称萨特。人们蜂拥而至萨特的演讲，许多人几乎挤晕过去。萨特和波伏娃几乎是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人称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抗议道：“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但是这种抗议显然无济于事，他们也只好被迫接受。

      对于这种景况，波伏娃最初是沾沾自喜的：“我只希望在世时被很多人阅读，被人尊敬被人爱。我不在乎什么后世，我喜欢看见自己的名字登载在报纸上，关于我们的传闻以及我作为‘十足的巴黎名人’的角色，都使我飘飘然……”

      但是他们随后就体会到名人的麻烦。走在路上，时时有陌生人来搭讪，或者冲过来一个拿相机的人，咔嚓拍照。他们时常去的咖啡馆总是有慕名而来的围观群众，让他们无法安静思考和写作。  在这样的场合，波伏娃总是被视作萨特的跟班。有人认为，波伏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到她头脑里的，甚至还有人说波伏娃的书其实都是萨特帮她写的。因为看不惯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市井中流传着关于波伏娃是个淫妇荡妇的谣言。 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人依然更加热衷于波伏娃与萨特之间过分激进的男女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并不复杂，却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私生活。在许多时候，波伏娃依然是一个配角，是哲学家萨特的一个陪衬，是他传奇一生的点缀与装饰。

        波伏娃想必对此很不高兴。

        在年近40的时候，波伏娃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于是，波伏娃决心写一本书，通过解剖自己，讲述男女之间的差异，并成为一本能唤醒女性、引导女性的指南。。

       在一本关于波伏娃的传记中，对这本书的出炉是这样记载的：

      1949年5月，波伏娃写的关于女性的论文——《事实与神话》即将在《现代》杂志上开始分期刊载。这篇论文主要讲述神话中的女性地位。波伏娃和朋友们聚在一起，都为如何给这篇东西取个名字感到头痛。波伏娃起初想叫《另一类》或者《第二类》，但是当时有不少人取类似的题目，波伏娃不想拾人牙慧。于是她又想了一个名字“另一性”。这时博斯特说：“叫‘第二性’怎么样？”大家都说妙极，简直无懈可击。于是《事实与神话》作为《第二性》的首卷刊载了。

      在这部书里，波伏娃把女性受到的压抑比作“半个人类的奴隶制度”，应该对传统的价值进行重估。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受到男权的压制，只有让女人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女性才能得到解放。“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开始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名言。

      这本书的出版是轰动性的，书中谈到流产、女性性欲、妓女、同性恋、情妇等一些敏感的问题，大胆直白的内容令时人震惊。梵蒂冈教廷把它列为禁书，甚至波伏娃的朋友、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看不惯，他给波伏娃主持的《现代》杂志社写信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道对我来说不是秘密了。” 

       除了沸反盈天的指责，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因为有一章谈到流产，结果《现代》杂志的办事员每天都会接到无数电话询问做流产的地址。办事员起初啼笑皆非，最后被惹火了，他们贴出了一张告示：“我们在大楼里做手术，手术由我们做。”

      这一切终究无法阻止这本书的广泛传播。第一卷《第二性》出版上市一周内就卖出22000册，许多人们想看看，这本被痛骂的书究竟写了什么。不久，第二卷也出版了。不久，英译本也传到了美国，尽管被愚蠢的译者弄得错乱百出，辞不达意，这本书还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保守估计，到80年代末，《第二性》出版了法文版约100万册，其他语种版本约200万册。

       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之时，美国妇女已经在29年前获得了投票的权力。那是在1920年8月26日，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签署文件，证明批准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赋予美国妇女投票权利。美国妇女为赢得这项权利斗争了81年，但是即便在这个历史意义的时刻，也没有一位女性在场见证。芬兰与挪威的女人们走得更早一些，她们分别在1908年和1913年争得了选举权。

       即便如此，在当时的普遍观点看来，女性还是作为男性不一样的一个种类存在的，在生理和心理上天生比男性弱势。1956年，美国的《妇女家政杂志》描述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个小时就梳洗停当，等孩子上学之后，把里里外外收拾干净，然后去打桥牌、逛俱乐部，“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这被认为是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

       波伏娃的《第二性》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些传统的成见。

       到了60年代，美国的妇女开始追求更多的权利，反对起更加根深蒂固的偏见了。她们提倡与男人持有“自尊的伙伴关系（Self-respecting Partenership）”，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甚至以“性解放”、“性自由”来反映妇女的人身独立。这一切，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嬉皮士和摇滚乐一起，成为60年代的标志。

      而到了80年代，过分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被反省。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简·方达等都开始以冷静、客观的目光回顾着过去的历程，承认了运动的不足之处。有人甚至认为以“性自由”来争取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的结果是妇女自身遭殃。到1980年代末尾，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看法日趋保守，认为此种行为不道德的人数从1978年的66%上升到78%。

      “传统的美德重新抬头。”当时的媒体评论说。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1949年以后，妇女的选举权被宪法确认。但是女性的解放却在不久后陷入一个怪圈。传统的道德观念、禁欲主义和现代女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难以言表，甚至自相矛盾的观念——女性应该在政治和经济权利上获得解放，但是必须压抑作为人的天性。

      作为审美的标准，缺乏性别特征的“铁姑娘”在1980年代前的中国大行其道，其中的典型是李铁梅、刘胡兰。她们被塑造成一种无限趋近男性的形象，并和所有正面的男性形象一样，没有丝毫个人的欲望，高大、伟岸，但是干燥而粗糙。

      波伏娃和萨特曾经在1955年应邀在中国参观访问了45天，被中国人改变现状的热情所感染。两年后，波伏娃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观感的书，取名为《长征》。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中国的几个大城市。

     1980年4月15日，萨特于去世。波伏娃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

      1986年4月14日，西蒙.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与萨特合葬在蒙帕纳斯公墓。

       同年，《第二性》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包括了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随后，其他几个节译的版本也相继出版。